全球疫情肆虐，對國人來說最安心的地方就是「台灣」。
從推動口罩實名制 2.0 、3.0 迭代，一步步穩定民心，同時做到防疫安全，猶如傳奇的她，受多國邀請分享台灣防疫科技與創新，並被日本社會稱讚為「天才 IT 大臣」－－ 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 唐鳳。
今年 awoo 邀請唐鳳參與 MarTech Asia 亞洲行銷科技高峰會，為活動遠端開場。精彩節錄唐鳳與 awoo 創辦人暨執行長 林思吾 Mike 對談，聊聊他們從疫情期間推動數位開放的過程，看到的 AI 產業機會點。
若還未看過唐鳳於MarTech Asia 上的開場分享，請點擊以下影片：
疫情期間的開放創新作法，是可複製的成功
林思吾(以下簡稱林)：
今年全球因疫情波及，社會、經濟都不安定。台灣疫情得以控制，你是關鍵人物之一，短短數天內連結民間創意，也與行政團隊策畫了口罩實名制 2.0、3.0 的推動，推動臺灣科技防疫，功不可沒。你積極倡導「開放政府」、「社會創新」議題，許多人好奇，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廣泛運用在政府各個單位？
唐鳳(以下簡稱唐)：
這樣的做法其實就是「你行你來」。回顧 2017 年 5 月剛上任，當時最常被民眾詬病的政府系統，就是報稅系統。我們透過政府剛成立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讓聯絡人實際參與網友的留言並彙整，將不好用的部分整理成使用者旅程 (user journey)，進而邀請這些網友一起參與系統改善。
隔年新系統上線，滿意度 96%，到今年更高達 98％，這在公部門的數位服務是前所未有的。
林：
這跟過去政府由上而下或是少數人參與的政策形成過程與決策流程十分不同，看起來更是用使用者經驗設計師的角度出發去形塑一個政府的政策與決策。
唐：
因為有時政府並不清楚使用者的真正需求，所以透過匯集大家的意見去改善是很好的方式。相信是可以常態化進行的。而政府透過這種使用者的實際反饋來進行改善的形式，至今已處理接近一百個專案。
因為民眾與政府所處的立場不同，有時會發生雙方把重點放在不同處的情況，透過開放，讓彼此交流。以報稅為例，當初想的問題比較是如何負擔大量湧入系統時保持穩定，大多數人力和金錢成本也投入在這部分，而非最終端的使用者介面；透過開放政府廣為蒐集資訊，發現一般報稅都集中在頭尾兩個時間段，其他時間段是則不用這麼多硬體維運成本。與業者了解後，最終省下這部分預算，將心力放在改善介面上。
此外，政府部會也會橫向展開。不同部會也漸漸將這樣的做事方式套用在自己的所屬單位，省力省時、且能降低風險，逐漸發展到現在，開放政府聯絡人目前已累計超過 100人。
林：
在這段過程中，有很多議題是因為世代認知差異所造成，而這樣的價值觀衝突，我們應該用「時間」去解決嗎？還是有什麼樣的解方？
唐：
我覺得很好的例子是 Uber。當時 Uber 進軍台灣時，可能也沒人想到他們註冊 Taxi、Uber Eats，現在甚至要將金流落地台灣，這中間不過短短五年。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覺得 Uber 一定不想納稅、不想納入保險，想繞到境外，不受台灣政府管理。但如果我們被原本的認知綁住，只願意去理解跟自己認知接近的角度，這樣就無法向前走。所以我們透過收集民眾的意見，發現大家只是希望乘車有保險，發生事故可以究責，並非想要禁止 Uber。若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像是車型選擇、無障礙車輛等，使用者甚至願意付出更高的費用，這部分大多數使用者是站在 Uber 這邊。帶著這些意見，政府跟 Uber 交涉， 達成雙方的共識。
為什麼台灣適合發展 AI ？
科技創新帶動經濟成長與國家進步，台灣為與世界科技發展脈動同步，政府亦將 AI 列為主要發展項目之一，推動多項計畫，如「亞洲．矽谷」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等，投入大量資源與基礎設施建設。
林：
台灣政府投資了很多資源在 AI 產業，希望可以促進產業發展，可以看出 AI 對於台灣未來有一定的重要性。你認為 AI 之於台灣為什麼必要、優勢與侷限會是什麼？
唐：
我認為 AI 是一個輔助式的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 ，在符合人們價值觀的前提下提供協助。若無法符合價值觀時，AI 必須給出交代，就像是我們要求助手那樣，我們也用同樣的方式要求 AI。
為什麼台灣適合發展 AI，因為在台灣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做任何事，所以才能發展出真正用在「輔助」層面，且對社會整體是好的 AI。若應用對社會是不好的，很容易被大眾所抵制，在台灣這股抵制的力量是很強大的。一旦符合前面所說「價值觀」與「給出交代」，台灣人對新的事物接受度是很高的。從最近很流行的「群眾募資」也看出端倪。
林：
我覺得你從一個很特別的角度來談台灣的 AI 發展，以往大家都會說台灣研發人員很優秀，而你是從台灣的主體出發，而這些創意、點子與社會力量會形成一個漏斗，過濾掉不適合的。
唐：
如果會犧牲後代，犧牲弱勢者權益，在台灣是沒有市場的。加上台灣人「家婆（ke-pô）」的個性，台灣民眾對於很多事情都願意表達出自己的意見，透過這樣腦力激盪、意見反饋的動能，更能推動台灣向更好的方向發展。這在對政治冷漠的地方，可能比較不容易達成。
進軍日本市場有哪些挑戰和機會？
在疫情期間，唐鳳不只幫忙台灣防疫，在東京都建置防疫網站的共同協作平台上也積極協助、分享經驗，促進民間交流。多次的交流中，唐鳳對於日本科技產業與台灣產業有哪些觀察？
林：
你積極參與海外國際交流，最近也與日本有多次互動，７月也與 awoo 一同受邀擔任日本最大的數位轉型論壇 PLAZMA 講者。對於最近台灣很多企業想出海日本，你怎麼看台日的各自優勢和特性，如何達成台日合作？
唐：
台灣與日本除了距離之外，語言會是一個很大的隔閡；加上台灣、日本兩國人民對於建立「信任關係」上，都是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以新創來說，通常都在跟時間在賽跑，並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在建立關係上。過去軟體公司在選擇進軍市場時，較不會將日本作為第一選擇，我想通常也就是上面這兩個主要原因。
現在因為透過 AI 雖然偶爾仍有翻譯上的不正確，但搭配對方的字幕人員及時微調翻譯內容、機器翻譯，都能有很高的正確率，而有效降低了語言的隔閡，像我之前去日本辦 workshop，對方透過使用 UD Talk，甚至能直接將翻譯即時投影出來，我講英文，觀眾直接以日文接收資訊，就完全沒有語言溝通的問題了。
當時的 311 地震，台灣許多民間團體提供日本一些協助，進一步影響媒體與政府，讓雙方在互信關係上有大幅的提升；加上這次的 COVID-19 疫情，台灣也提供了日本一些資訊、技術上的協助，像是東京都的口罩儀表板，這也有效的提升了雙方的信任感，是外交上的一個新突破。
林：
這是很好的角度。以 awoo 自己為例，我們也很常被人問到，為什麼選擇日本市場發展？身為軟體服務商，我們需要一個量體夠大的國家和市場，才能逐步走向國際。觀察日本市場，我們看到幾個非常大的機會，包含日本市場規模大、廣告市場規模約是台灣的十倍、網路實體廣告佔比不到台灣的一半，但成長曲線很漂亮、EC 滲透率相比實體零售也不到 10 % 但政府不斷在推動數位轉型等，這些關鍵指標是我們選擇的理由。
不過日本市場也確實向唐鳳提到的，有一些挑戰需要克服。這邊分享 3 個我們遇到的挑戰。第一個是「隱形的牆」。日本有一句很經典的話，要懂得「閱讀空氣」。在日本提案，日本人的點頭回應很可能讓你誤會，認為很快能夠成功，但其實離正式簽約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第二個就是唐鳳提到的信任感。一開始若日本企業認定你是台灣公司，相比是日本企業，也會需要大量時間建立信任感。第三點則是核心團隊的建立。在日本，對於新創公司來說，在最一開始是很難找到商業思維非常強且有經驗的人選加入團隊，必須要投入時間，找到第一位適合的人選，在慢慢組織團隊。awoo 也經歷過這樣一段時間，不斷擴展人脈圈，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才找到了合適的人選。我覺得在日本要建立好的核心團隊，這是一個關鍵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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